看着有关井田制的奏疏，朱由检感受到了官员和士子的热情，同时也明白井田制为何不可行：

有的人要求复古，有的人要求用新制。

这个说除了他的办法皆不可行，那个说应该召集儒者共论。

大明的儒家士子这么多，各有各的理解，他们自己就能打起来，更别说实行井田了。

更何况井田制最根本的是土地国有制，和私有制的土地完全不同。

若非朱由检拿出来的辽东是边角之地，而且现在被后金占据。恐怕这些官员和士子，就不会这么热心井田制。

把辽东的地分给功臣，除了原本在辽东拥有土地的人之外，朝廷的官员几乎都很乐意。

而且以前的辽东属于都司，理论上下属的卫所土地都是官田。辽东在沦陷后又有大量的人遇害，还有很多人在后金受苦。在京城根本就找不到以前的地主，自然没有多少人反对。

关外的辽民或许有反对的，但他们的声音太小，根本传不到京城来。更何况辽东军队的主体就是辽民，他们作为功臣至少会分配到一井田土地，相比之前拥有的土地要多多了，他们当然不会反对。

所以在收买了辽民的主体辽东士兵后，把关外土地收归国有这件事，还是很顺利的。除了在辽东将门那里可能会遇到阻力外，根本就没有人反对。

不过，如果朱由检说把大明的所有土地收归国有，那就会人人反对了。

事实上，反对井田制的人不是没有。他们最担心的，就是关外井田制成功后，被皇帝推广到关内。

但是皇帝没有流露出这个意思，井田制又几乎受到所有人的支持。这些人不敢明面上反对，只是说井田制的困难，让皇帝慎重考虑，慎重推行井田制。

他们打的旗号是慎重，其实就是想把这件事拖下去。拖到所有人没耐心了，自然就无疾而终了。

至于辽东是否要收回来，收回后的土地如何分配，他们根本就不关心。甚至觉得放弃也就算了。免得皇帝在关外推行井田制成功，再延伸到关内。

还有一些人，则是想要搅浑水。明面上喊着支持，行动却完全相反。

甚至说，在朱由检看来，那些一味要求复古的，就是在打着支持的旗号搞破坏。

这些人不会不知道王莽复古失败，却仍要求朝廷这样实行，简直是其心可诛，想搞得天下大乱。

就像其中一份奏疏，认为《孟子》写着“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；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”，所以应该改变亩制，把一井田定为九百亩。

还有人说周朝一里不是三百步，应该是一百步。一步是六尺四寸，应该以黍定尺。以这个一百步为一里，一方里是一井田，一井田是九百亩。

这种荒谬言论，看得朱由检几乎气笑了。认为这些人是唯恐天下不乱，想要搞坏井田制——

亩制关系到税收，改变后就要把全国土地赋税完全重定。

以大明现在的吏治腐败程度，这就是给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。

而且百姓很可能不知道大亩改成小亩，会被官吏愚弄，把税收压到他们头上。

这种改变亩制的事情，就是想乱天下！

因为财政上的困难，朱由检对大明的税收十分在意，也了解到大明近几年的田亩数字，一直是“官民田土七百四十三万九千三百一十九顷八十三亩”，后面还煞有其事地加上“八厘九毫七忽四微三纤二沙八尘五渺”，显得很是精确。

但是对这个田亩数字，朱由检却一万个不信，认为十分虚假。

因为洪武年间“天下田土八百四十九万六千顷有奇”，不可能这么多年开垦下来，田亩不但没增加，反而还变少了。

万历三十年的“官民田土共一千一百六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顷八十一亩”，更加符合实际。

但是，想是能这么想，朱由检却不敢这么说。

当年张居正清丈田亩，都有人说官吏为了讨好他把田亩给量多了，很多是虚报的。

以大明现在的吏治腐败程度，如果朱由检说一定要清丈出十一亿亩土地，官员或许能清丈出来，但税赋具体是压到谁头上，那就不好说了。

像是隋朝的时候，“大业中，天下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顷”。官府按这个田亩数字收税，隋炀帝是收得粮食满仓，带领大军三征高句丽、修大运河、建洛阳城……都没把仓库里的粮食吃完。但是农民却纷纷揭竿而起，推翻他的统治。

朱由检现在清丈田亩的结果，很可能就像隋炀帝，能清丈出一个很高的数字，却也可能引起被欺压的百姓造反——

他对大明官吏的操守，没有丝毫信心。

可以说，只要朱由检敢大亩改小亩，地方官员就敢胡作非为，引起天下大乱。

所以那些人打着井田制的旗号，改变亩制的提议，在朱由检看来当然不可行。提出这种建议的人，就是唯恐天下不乱。

井田制他只打算在关外实行，在关外直接按里计算，不再用亩收税。

里这个单位虽然很常用，在关内却和税收没有多大关系，改变了影响也不大。

因为关内的亩是按步，有五尺一步、有六尺一步。有二百四十步为一亩，有四百八十步为一亩，还有更大的，七百二十步为一亩。辽东的田亩数字那么小，就是因为用大亩。

大小亩这个事情，是朱由检在发现辽东土地问题后仔细查问的，这让他更加认识到治理国家的复杂性，以及统一度量衡的必要性。

需要先把度量衡统一，才能清丈田亩。

在朱由检看来，辽东的开发潜力很大，如果认真开垦清丈的话，能有几千万甚至几亿亩耕地——